西安事变是哪一年哪月哪日发生的，又称什么？

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，又称双十二事变

1936年，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，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一场震惊中外的事件——西安事变悄然酝酿，并于12月12日爆发。西安事变，又称双十二事变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，其发生与发展均对当时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1936年初，主席、周恩来、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联名发出《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》，表达了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愿望。同年2月，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，积极寻求与东北军的合作。4月9日，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，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，双方达成了初步的抗日救国协定。然而，尽管抗日救亡的呼声高涨，但蒋介石政府仍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，对红军和东北军进行围剿。

同年9月，中国我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《抗日救国协定》，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共同抗日的立场。然而，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始终持反对态度，并严令张学良、杨虎城率部“进剿”红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学良、杨虎城深感国家民族危亡在即，决定对蒋介石实行兵谏，以促使其改变既定国策，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。

1936年12月12日清晨，按照张学良、杨虎城商定的计划，东北军一部包围了华清池，扣留了蒋介石。与此同时，第十七路军也控制了西安全城，扣留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陈诚、邵力子、蒋鼎文、陈调元、卫立煌、朱绍良等人。这一事件迅速震惊了中外，史称“西安事变”。

西安事变爆发后，张学良、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，提出了“改组南京政府，容纳各党各派，共同负责救国；停止一切内战；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；开放民众爱国运动；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；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；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”等八项主张。这些主张表达了张学良、杨虎城等爱国将领的抗日救国愿望，也反映了全国民众的迫切要求。

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南京政府迅速作出反应，一方面谴责张学良、杨虎城的“叛国”行为，另一方面则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方式。在了解到张学良、杨虎城和我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，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，南京政府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、宋美龄到西安，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。

12月23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同宋子文、宋美龄进行了谈判。在谈判中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坚持其八项主张，并要求蒋介石接受“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”的条件。经过多轮磋商，蒋介石最终在12月25日接受了这些条件，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。

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首先，它迫使蒋介石放弃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既定国策，开始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。其次，西安事变促使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。最后，西安事变也促使全国民众进一步觉醒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。

回顾西安事变的历史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学良、杨虎城等爱国将领的英勇无畏和爱国情怀。他们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，不惜以身犯险，对蒋介石实行兵谏，体现了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同时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我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。在事变发生后，中国我党积极支持张学良、杨虎城的正义行动，并帮助他们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，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。

此外，西安事变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只有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，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。张学良、杨虎城等爱国将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才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西安事变。他们的行动不仅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，也赢得了历史的尊重和赞誉。

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，但它的历史意义仍然值得我们深刻铭记。它告诉我们，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，个人的得失和恩怨都应该放在一边。只有团结一致、共同奋斗，才能实现国家民族的伟大复兴。同时，它也提醒我们，在处理国内矛盾和问题时，应该采取和平、理性的方式，避免使用暴力和武力手段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，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安康。

总之，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，它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