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是谁？揭秘这部文学巨著的创作者！

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璀璨星河中，《文心雕龙》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珠。这部文学理论专著以其系统性强、结构严密、论述细致而著称，自古以来便被誉为“体大思周”的典范。那么，究竟是哪位文学巨匠，为我们留下了这部不朽的文学瑰宝？让我们一同探寻《文心雕龙》背后的作者之谜。

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。成书于公元501至502年间，即南朝齐和帝中兴元、二年，这部著作不仅反映了刘勰深厚的文学功底，更体现了他对文学理论的独到见解。刘勰在书中提出的诸多观点，如“辞约而旨丰，事近而喻远”、“隐之为体义主文外”等，虽然并非完全独创，但对文学语言的有限与无限、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相互统一的审美特征，进行了比前人更为具体的说明。这些观点，如同明灯一般，照亮了后世文学创作者的道路。

《文心雕龙》全书五十篇，结构严谨，论述周详，分为几个部分，每一部分都蕴含着刘勰对文学理论的深刻思考。开篇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正纬》、《辨骚》五篇，作为全书的总纲，讲“文之枢纽”，为后续的论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从《明诗》到《书记》的二十篇，则分述了各种文体的源流、特点和写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，其中又有“文”“笔”之分，体现了刘勰对文体分类的细致入微。

自《神思》至《总术》的篇章，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三部分，也是其最为引人入胜的部分之一。这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，打破了文体之分，将文学创作、文学构思以及鉴赏等文学理论文体相互联系，形成了一个论述的整体。其中，《神思第二十六》更是被许多人视为全书的大头内容，刘勰在此篇中提出了“陶钧文思，贵在虚静”的观点，强调了文学创作中精神虚静的重要性。他认为，只有精神虚静，才能凝神构思，执术驭篇，在虚静之中取得写作的成功。这一观点，至今仍对文学创作者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。

《时序》、《物色》、《才略》、《知音》、《程器》五篇，作为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四部分，虽然没有直接的联系，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，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。刘勰在这些篇章中，不仅表达了自己对文学发展的独到见解，更展现了他对文学创作者才情、品德等方面的深刻洞察。他认为，好的文章如同精美的玉器，不但有质感而且还有美感。这种美感，不仅体现在文采的华丽上，更体现在文章所蕴含的深厚情感和道德品质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文心雕龙》中多次以美玉论说文章，体现了刘勰对“文德”的高度重视。据统计，《文心雕龙》中和“玉”有关的词语有六十几处，所占篇幅约有三十五篇之多，超过总篇数三分之二。刘勰常以美玉、圭璋为喻说明作者的“文德”，认为有“德”者必有如美玉之“文”。他通过列举儒家经典、赞誉孔子文德之美等方式，表达了自己对“文德”的崇敬和追求。同时，他还以“符采相济”表达文质相美的“文德”理想，认为好的文章应该既具备文采又具备内质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
刘勰的文学理论观点，不仅体现在他对文体、文风、文采等方面的论述上，更体现在他对文学创作主体的审美定位上。他认为，作者的才能内蕴于体，始于先天气质，气质凝聚情志，情志确定语言。因此，文风决定于人的性格、气质及习俗的影响。他提出了“八体”之说，即典雅、远奥、精约、显附、繁缛、壮丽、新奇、轻靡八种文章风格，认为这些风格都是作者性格、气质和习俗的反映。同时，他也强调了创作主体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，认为创作主体应该具备高尚的品德和深厚的才情，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。

除了对文学创作主体的审美定位外，刘勰还非常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。在《通变》篇中，他根据扬雄关于“因”“革”的见解所提出的“通变”，即文学创作上继承和革新的关系。他要求作家要大胆的创新：“日新其业”，“趋时必果，乘机无怯”。这一观点，体现了刘勰对文学创新的高度认同和追求。他认为，文学创作应该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才能推动文学的不断发展和繁荣。

综上所述，《文心雕龙》的作者刘勰，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独到的文学理论见解，为我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