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文雅称自我之辞

自古以来，华夏文明博大精深，其语言艺术尤为丰富多彩。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，古人对于自我的称谓，尤为讲究，既体现了谦恭礼让的儒家风范，又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本文旨在探讨古文中用以自称的种种表述，通过剖析其由来、应用及文化内涵，以期让读者在领略古风雅韵的同时，增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。

在先秦时期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典籍中，已初见古人自称之多样。士人常以“余”、“吾”自称，此二者最为普遍，如《论语》中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”，表达了孔子自述其求学之志。而“余”则多用于个人抒情，如屈原《离骚》开篇：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，謇朝谇而夕替。”字里行间，流露出诗人对时局的忧虑及个人命运的悲叹。

进入汉代，随着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，礼仪制度更加完善，自称也随之细化，体现了身份与场合的差异。士人阶层中，“臣”成为臣子对君主自称的专称，如诸葛亮《出师表》：“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。”此“臣”字，既是对君主的尊敬，也是臣子身份的明确标识。同时，文人墨客间，以“仆”、“愚”自称，以示谦逊，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：“仆窃不逊，近自托于无能之辞，网罗天下放失旧闻。”此处的“仆”，便是司马迁自谦之词，表达了对受信人的敬重及自身的谦卑。

唐宋以降，随着诗词歌赋的繁荣，文人间的交流更加频繁，自称也更加丰富多彩。宋代文人喜用“小生”、“晚生”等，表达对前辈或地位高者的尊敬，如苏轼在给友人的书信中，偶用“晚生”自称，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称，但可窥见当时文人间的谦逊之风。此外，“某”亦成为常见自称，尤其在书信往来中，如欧阳修《与高司谏书》：“某启：昨日安道贬官，某在道闻之，惊悖失守，至于陨获。”此“某”，既保持了书信的正式性，又不失文雅。

明清时期，白话文开始萌芽，但古文依然占据主导地位，自称方式进一步丰富。士子常以“弟”、“不才”、“在下”等自称，既体现了自谦，也反映了社会交往的礼仪规范。如《红楼梦》中，贾宝玉在给林黛玉的信中，自称“不肖男宝玉谨奉”，这里的“不肖男”，既是对长辈的敬重，也暗含了对自己未能完全继承家业的自责。同时，女性文人或贵族女性，则多用“妾”、“奴家”等自称，如《西厢记》中崔莺莺自称“妾身”，展现了古代女性的温婉与柔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古代文人的自称往往与其身份、性格、情感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。如李白，被誉为“诗仙”，其诗中常以“我”、“吾”自居，如《将进酒》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这里的“我”，不仅是对个人才华的自信，更是对人生哲理的深刻体悟。而杜甫，被誉为“诗圣”，其诗中则多以“老夫”、“野老”自称，如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风雨不动安如山。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这里的“老夫”，既是对自己年迈的无奈，也是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。

此外，古代文人的自称还常蕴含哲理与人生追求。如苏轼，一生坎坷，却豁达乐观，其诗中常以“东坡居士”自称，如《东坡志林》中多有“居士云”之语，此“居士”，既是对自己贬谪生涯的自嘲，也是对超脱物欲、追求精神自由的宣言。而明代文人袁宏道，则喜用“山人”自称，如《袁中郎全集》中，多有“山人某某”之语，这里的“山人”，既是对自己山林隐逸生活的向往，也是对世俗名利的淡泊。

综上所述，古文中的自称，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，更是古代社会礼仪、文化、心理的综合反映。从“余”、“吾”到“臣”、“仆”，再到“弟”、“不才”，每一种自称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，反映了古人对于自我认知的深化，以及对于人际关系和谐美好的追求。在当今社会，虽然现代汉语已成为主流，但学习和理解古文中的自称，不仅能够增进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，更能激发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与责任感，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